一提起新加坡，你会想到什么，坐落于市内河畔的鱼尾狮喷水雕像还是亚洲排名第一的世界级学府南洋理工大学？这两者固然极具代表性，但并非新加坡的全部。让人意想不到的是，这个国土面积仅有719.1平方公里的城市级国家还有一个隐藏的代名词，即“亚洲生物城市”。

作为亚洲发展最快的生物产业集群，新加坡依靠着强大的数码科技实力和充满活力的研究生态体系，不断地推动生物医药行业创新，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就从一个无人知晓的生物医药领域“小白”成长为全球医药产品临床研究和试验管理活动中心，吸引着如辉瑞、罗氏、诺华等世界级药企来此发展，并将其设定为亚太地区总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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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新加坡经济发展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19年，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达到363亿美元，其中，制药行业产值达到219亿美元，医疗器械行业产值达到144亿美元，占全国生产总值的比重超过10%。值得一提的是，以同期年度营收作为对比，新加坡2019年生物医药产业总产值相当于6个上海张江高新区。（注：2019年上海张江生物医药工业产值达400亿元）

发展至今，新加坡在生物医药领域共有300多家企业，50多间制造工厂，50多家研究机构，行业相关从业人员人数超过人，庞大的市场体量和高精尖的人才队伍使其国际竞争力呈阶梯式提升，逐步成为全球生物医药价值链的重要环节。

任何一个产业集群的发展既包含着必然性的趋势，又包含着偶然性的情形。那么对于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集群来说，它是如何在短短四十年的时间里将生物医药从0做到百亿美元级的市场体量，又是依靠着怎样的资源优势和运营体系吸引着全球药企巨头争先入驻？它的成功模式能给国内生物医疗产业园提供哪些参考，又有哪些可复制的经验？不妨从一连串数字背后找到这些疑问的答案。

“40年”：从“小白”到亚洲领先的时间跨度

上世纪80年代的新加坡已经结束了经济的第一波腾飞，发展步伐逐渐放缓，甚至在1985年出现了经济衰退，颠沛流离的新加坡人显然不愿意将代表着经济的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在深思熟虑后，新加坡政府决定开始转型，让自己的经济不再过度依赖劳动密集型的工业，而是将目光瞄准了有着高科技、高产值著称的生物医药产业。

战略方向已经确定，但摆在新加坡政府面前亟待解决的难题是，他们在生物医药领域完全就是一张“白纸”。80年代的新加坡在生命科学领域只有国立大学的生命学院在苦苦支撑，虽然实力强大，但研究主要集中在植物学领域，对生物领域的研究微乎其微。更让新加坡政府绝望的是，新加坡本土没有一家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医药企业，也根本没有成熟的教育条件培养出相关人才。

1启动“外援政策”，加速产业建设

但不愿服输的新加坡人并没有因此放弃，他们开始“另辟蹊径”。通过与多方接洽，新加坡政府试图在全球范围内引入一批生命科学领域的明星学者，来帮助新加坡建立起自己的生物医学产业，而西德里·布伦纳就是第一位发现新加坡潜力的专业人士。

西德里·布伦纳到底是何方人物呢？他是分子生物学的奠基人，曾在2002年因解析出了“基因密码”与信使RNA的功能，一举获得诺贝尔医学奖，成为新加坡历史上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全职加入新加坡工作的诺贝尔奖得主，被誉为“新加坡生物医药产业之父”。

1985年，布伦纳来到了在生物医药界“一穷二白”的新加坡，开始帮助新加坡建立起自己的第一所科研机构——分子生物研究所（the Institute of Molecular and Cell Biology，IMCB），这也是新加坡向生物医药产业转型的起点。

此后，布伦纳一直致力于帮助新加坡建立起完整的医药研发体系，特别是在至关重要的人才培养方面，布伦纳一手创立了新加坡科技研究局研究生学院，为新加坡本土研究院以及高校培养了一大批生物医药领域高精尖人才，这一举动也为后来新加坡成为亚洲医药产业中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